9月10日，学校里还是一片欢喜场面的同时，重庆某高校大一新生总是觉得别人对自己怀有敌意而在火车上四换车厢，到校后又跳楼自杀（《重庆晨报》9月12日）；无独有偶，不久以前，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26岁的在读博士生也因为厌世、精神抑郁而跳楼陨命（《潇湘晨报》9月12日）

　　自杀事件，在近年“愈演愈烈”，无论是假装自杀，还是演戏而导致真自杀，还是为了赌气而负气自杀，在近年的报纸版面上占了很大阵地，况且，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社会精英或是名人，例如博士、大学生，还有影星、明星们，至于真的因病理原因而自杀的，却没有登上这个“大雅之堂”而被人们遗忘。

　　但，自杀事件出现之后，在人们口头上呆上几分钟，进而成为了“旧闻”也逐渐被人们忘记。显然，如此多的自杀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头脑中的思考。根据常理，一个平常的人是不可能想到去自杀的，自杀了，就证明这个人在犯傻。总之，自杀是“傻子”的游戏，常人是懒得去玩的。真的是这样的吗？

　　2002年，客居中国近20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一九九五——一九九九》一文，正式向世界公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一夜之间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尤其让西方自杀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自杀者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并不像西方那样至少有90%。这也就是说，每自杀的三个人中，至少有一个是正常人。

　　如此高的自杀率，确实应该让我们感到惊奇，同时，也应该感到往常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自杀是傻子们的游戏吗？不是。这种游戏已经让常人接受了，并且玩得不亦乐乎，玩得潇潇洒洒，并且，自杀犹如鸦片一样，让常人为之着迷。费力鹏教授9月9日在北京回龙观也同样指出，自杀如同“SARS”一样具有传染性，尤其在青少年身上发病率最高。据了解，在张国荣自杀当天，就有6个人以同样的办法来了此一生。自杀与人们为邻，又如隐形物一样不被人们发觉。

　　诚然，自杀是个人事情，自己想自杀就自杀，不想自杀就还活着，丝毫不能掺入旁人因素，否则就是谋杀。自杀也往往与家庭有关，比如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家庭事件。夫妻俩吵架，妻子赌气喝下毒药；儿子不听母亲管教，母亲想不开自杀，等等。同样，因为外界政治权利的介入，使自杀变得稍微有些复杂，比如房屋拆迁，房主以死相抗，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但我想，政府权利介入而导致的自杀事件毕竟是少数，这丝毫不能动摇自杀是个人事情的判断。

　　作为极度私人化的事件，旁人是管不着的。正因为如此，政府对自杀无能为力。政府没有权利管着谁不自杀，也同样没有权利强迫谁去自杀。当公安局接到报案时先判断是自杀还是谋杀，是自杀的话就不再过问了。医院里虽然设立了精神病科，并且有专职大夫，但医生的职责只是给予医疗救助，其他的不便多做。同样，自杀是个人行为，任何自杀者都不想让别人去过问。于是，自杀和吃饭、穿衣、睡觉一样，在民众的眼皮下进行着，并且没有一个人去过问。也许，这是自杀不能得到人们重视的原因之一吧。

　　涂尔干在《自杀论》里总结说，自杀的真正根源，在于人性当中固有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只有在社会性和个体性保持平衡的时候，人才处在正常的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个体性，那么，就有可能造成过多的利己型自杀；如果这个社会整体上失去稳定，就会带来失范性自杀。社会性针对个体性而存在，显然已经脱离个人而与社会有关。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社会失范的时候，社会性也随着瓦解而与人的个体性失衡，自杀也就毫无疑问了。

　　一方面，如此高的自杀率无疑表明了，这个社会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生活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这种极为私人化的幸福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外力难以干涉的。一方面是柔软的内心世界和琐碎而复杂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是冷冰冰的政治权利和公共生活，总是让人们无所适从。这就是中国不能很好地认识自杀、预防自杀的悖论所在。

　　自杀，从家庭的极度私人化事件演变为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事件，并且愈演愈烈，这确实让我们警醒。每当有自杀事件发生后，报纸上总是长篇报道以求吸引读者的眼球，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它的负面影响；人们在看到自杀事件时还总是认为这个傻子们的游戏，而丝毫没有觉察到自杀就在身边；这些客观存在也大大为自杀开辟了道路。

　　也许，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失意者摆脱心理阴影，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我们能及时发现谁想自杀，谁不想自杀吗？同时，自杀如暴风雨，说来就来，谁会感应得到？不能识别、感应自杀，当然也就无所谓预防。面对现在高的自杀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对它嗤之以鼻还是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它、预防它？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对自杀没有全新的认识，才会导致很多的正常人成为自杀的牺牲品。当自杀从傻子们的专利演变为大众的无言的悲壮的游戏时，自杀也就真的是“狼来了”。

　　（感谢中国教育在线校园通讯社许昌学院通讯员贾锋昌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