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王垠，还差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他申请退学，并写了近万言的公开信，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指斥中国教育一再扼杀学生创造力。此番退学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不认同清华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二是不愿意充当导师挣钱的工具。

　　一个学生的退学，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王垠的信，在清华校内校外都备受关注，在媒体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王垠说，他准备“出国找个好老师，进行真正的研究”。恰好在这几天，哈佛有个博士生（按我们的说法也是硕博连读生）正找我讨论退学的事。她退学的原因很微观，是怀疑自己对所学专业的兴趣，是否大到要投入这么多年的寒窗苦读。

　　据她说，近十年里，哈佛的这个专业共招收中国学生五人，其中只有一个人彻底完成了学业。读这个专业非常辛苦，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就业的路子又非常窄，所以不是真正有兴趣又有毅力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从她提供的信息里，我没有听出这些或退学或转学的学生中，有谁高屋建瓴地对哈佛的博士培养模式进行整体评判，各自都是一些微观的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选择。

　　说到博士生为导师打工，我又想起另一件事。2003年初夏我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校园里举行罢工游行。传单、话筒、演讲、口号，非常热闹。校报也加盟进来，写社论、出专刊进行声援。

　　罢工的人是谁呢？正是那些博士生。他们除了读书之外，还当助教、做试验、搞研究，这都是各个大学的传统了。但是这一回他们觉醒了，认为自己其实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求提高薪酬，还要同样享受其他教师的福利待遇。他们找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罢工，就是要让校方看看，没有他们监考和阅卷，学校的运转会不会瘫痪。

　　我仔细看了那个校报专刊，尽管慷慨激昂，引经据典，但也就是说了一个劳资纠纷。没有谁谈到教育方向等宏观问题，更没有人由此断言哥大乃至美国教育的失败。

　　而王垠却在清华校园里高喊：“我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